清朝入关以来，在清宫中宴会按惯例都是分为“满席”和“汉席”。在宫廷饮食上，是以满食为尊的。每逢宫廷宴席必定是满族宴席唱主角，后来虽然也逐渐开始为汉族官员设立“汉席”，但是宫廷传统认为，汉食地位卑微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所以不能与满族同堂共现，只能另地安排。至于皇上，饮食更是以满族风味为主。
康熙是钟爱汉文化的皇帝，学汉语，写汉字，祭拜孔庙，更爱汉族的菜品料理。在身边近臣曹寅的影响下，对汉族的饮食文化越发着迷。康熙23年在元旦赐宴上首开先河，将“满席”与“汉席”摆在了一起。这事之后，各个方面反响不一，然而康熙力排众议，坚持满汉同席，也就渐渐成了惯例。这便成了“满汉全席”的雏形。
康熙朝的满汉全席虽然将“满菜”“汉菜”放在了一起，但是终究没有打破满、汉菜系的门阀之别。虽然同处一室，但还是分桌摆放，只不过是汉席有了和满席并列而立的地位。满席以烤全猪及火锅为主菜，汉菜则以燕窝、鲍鱼、鱼翅，熊掌等珍稀食材为最重要的主打。直到乾隆朝的宠厨张东官才真正打通了满汉料理，完成了完整意义上，融汇满汉烹饪精华的“满汉全席”。
康熙之后的雍正时一位严肃，缺乏生活情趣的皇帝。对于吃饭的事情不太热心，“满汉全席”似乎就此销声匿迹了。雍正之后的乾隆皇帝酷爱酒宴，不但大搞“千叟宴”更是发展了康熙留下来的“满汉全席”。调整席面，开发新菜，使之更加满汉俱全，而不失各自的风骨。而为他推陈出新，让满汉成为一席的直接掌勺者，就是张东官。
乾隆下江南时，住在苏州织造普福家中。吃饭时被桌上美味打动，因此认识了普福家里的厨师张东官，带回皇宫。从此在乾隆的每日菜单中，打头菜的必是署名张东官。乾隆出行也带着张东官为自己备膳。张东官善于烹饪，很能揣摩乾隆心思，不仅能够完成乾隆要求的各种指定菜品，还能推陈出新，给乾隆不少惊喜。在改造乾隆口味的时候“满汉全席”这道中华大席的命运也开始悄然地变化。
一次，乾隆吃了张东官一道菜后啧啧称奇。叫来询问做法，张东官答道：用老汤加丁香、甘草、砂仁、官桂、桂皮、肉桂等九味香料调出秘制汤汁，将上好的五花肉置于其中慢火煨制而成。九味香料按照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不同的节气，按照不同的数量配制，以迎合时节，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。乾隆感叹其用心之深，为这道菜起名叫“苏造肉”。后来这道菜流传于民间，普通百姓吃不起肉，于是将“苏造肉”的制作手法用在了便宜的猪内脏上，煮出来的猪肚、猪肠一样的酥烂醇香，就着火烧吃尤其是美味解馋。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名小吃“卤煮火烧”。
除了“苏造肉”外，张东官还引进了家乡苏州的烹饪方法创造出了“苏造鸡”“苏造肘子”等。他还擅长将家常菜新做，他把猪里脊肉切成樱桃大小形状，再用江南独有的糖醋制法，加以炮制就做成了“糖醋樱桃肉”。乾隆吃后赞不绝口，后来也传入民间，但是民间厨子难以还原张东官的精美刀工和糖色，所以只能用造型比较简单里脊肉条，这就是今天的“糖醋里脊”。
成为乾隆心腹主厨的张东官，在宫内官居七品。经常因为菜做得新颖别致，口味独特而得到奖赏。更激发了他在菜品上创新的动力，一道道美食让乾隆心满意足。于是乾隆让他主持改进康熙朝传下来的“满汉全席”。
张东官不敢怠慢，不仅将自己为乾隆自创的菜品巧妙安排进“满汉全席”席面，还将满汉全席的标准席面，发展到，前所未有的一百零八道之多。更将南菜精工细作的烹饪方式引入“满汉全席”的制作过程。
他打破满菜、汉菜的界限，将满菜与鲁菜合并为“北菜”，将南菜、粤菜合并为“南菜”，从此菜品只分南北，无论满汉。满汉全席分为南菜54道，30道江浙菜，12道福建菜，12道广东菜。北菜54道，12道传统满族菜，12道北京菜，30道山东菜。
而场合不同，具体的菜系选择也有所不同，如此一来又衍生出多种不同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流传到今天的即有“蒙古亲藩宴”“廷臣宴”“万寿宴”“千叟宴”“九百宴”“时令宴”等六套席面。总的菜品数目远在道之上。有据可考的，有冷荤热肴品，点心茶食品，总数超过品。
张东官为乾隆掌勺20年，为满汉全席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乾隆之后清朝逐渐没落，满汉全席在宫中也逐渐式微。流传到民间的“满汉全席”却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。虽然不少民俗专家认为“满汉全席”这个具体的概念并不存在。但是“满汉全席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也深深地刻在民族的记忆之中。纵然真假难辨，始终无法抹去。